“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辩护实务

——从认定标准、证据审查到程序辩护的类案方法论

蚂蚁刑辩团队  徐琦律师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规范依据与实务检视

（一）规范层面：从“四要件”到“综合判断”

“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由于主观心态难以直接证明，司法实践中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定。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出了经典表述：“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这一认定框架虽然针对金融诈骗罪，但在合同诈骗罪的司法实践中被普遍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相关指导案例进一步明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当综合考察以下因素：（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2）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采取欺骗手段；（3）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处置情况；（4）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5）行为人在违约后的态度。

（二）实务检视：认定泛化的风险与成因

尽管规范层面确立了综合判断的原则，但在实务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仍存在泛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将“履约不能”等同于“无履约能力”，进而推定“明知没有归还能力”；将“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资金”等同于“肆意挥霍”；将“经营失败无法还款”等同于“拒不返还”。

这种泛化认定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客观表现上高度重合，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这一区别恰恰难以通过客观证据直接证明。其二，在“稳准狠打击经济犯罪”的执法导向下，办案机关往往倾向于将“有欺骗行为+未能履约”直接推定为“非法占有目的”。其三，被害人报案时往往将合同纠纷描述为刑事诈骗，报案材料中带有明显的指控倾向，影响侦查阶段的定性。

（三）类案启示：辩护的突破口

在类案办理中，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应当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第一，论证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或为履约作出实质性努力。履约能力不限于签订合同时的现有资产，还包括预期的经营收益、融资能力、第三方担保等。即使签订合同时履约能力不足，但行为人后续为履行合同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如积极组织生产、筹措资金、寻求合作——亦应认定其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论证资金用途未超出经营范畴。行为人将资金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投入其他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只要仍属于企业经营活动的范畴，不应认定为“肆意挥霍”或“非法处置”。企业经营中的资金腾挪是商业常态，刑事手段不应过度干预。

第三，论证未能履约系客观原因所致。市场风险、政策变化、上游供应商违约、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履约不能，与主观上的“拒不履行”具有本质区别。行为人对此类客观原因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应当阻却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第四，论证行为人在违约后采取补救措施。行为人未能按期履约后，主动与对方沟通、协商延期、提供担保、部分履行等行为，表明其不具备“拒不返还”的主观心态。

二、证据审查要点：围绕“非法占有目的”构建辩护证据体系

（一）证据审查的基本原则

合同诈骗案件的证据审查，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既要审查指控证据，也要审查辩护证据；既要审查言词证据，也要审查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既要审查在案证据，也要关注应当调取而未调取的证据。二是关联性原则，重点关注证据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争点的关联性。三是印证性原则，审查各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

（二）重点证据的审查方法

1. 合同及相关书证的审查

合同文本是审查“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材料。审查要点包括：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付款条件、违约责任是否明确；合同签订时行为人是否冒用他人名义或使用虚假证明文件；合同标的是否真实存在；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约定的资质、技术、设备等条件。

在笔者办理的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当事人“虚构履约能力”的依据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夸大公司经营规模。经审查，当事人在合同中承诺的供货数量确实超出公司当时的产能，但合同中同时约定“分批供货、款到发货”，且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立即扩建生产线、采购原材料、招聘人员。这些行为足以证明当事人并非“明知没有履行能力而签订合同”，而是基于对自身经营能力的合理预期。

2. 资金流向证据的审查

资金流向是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证据。审查要点包括：资金是否进入行为人个人账户还是单位账户；资金是否用于挥霍、赌博、还债等非经营性用途；资金去向是否在账目中如实记载；行为人是否隐匿、销毁账目。

实务中，资金用途的认定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控方往往将“资金未用于合同约定的项目”直接等同于“非法占有”，辩方则需证明资金用途仍属于经营范畴。例如，将资金用于偿还其他债务，虽然未直接用于涉案合同，但只要所偿还债务系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正常债务，仍应认定为经营用途。同理，将资金投入其他项目，只要该项目与主营业务的关联性、资金使用的合理性能够得到合理解释，亦不构成“非法占有”。

3. 言词证据的审查

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审查要点包括：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是否合法；言词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言词证据与客观证据能否相互印证。

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应特别注意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情形。对于被害人陈述，应分析其与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背景——被害人往往将民事违约描述为刑事诈骗，其陈述带有天然的指控倾向。对于证人证言，应审查证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证言内容是否超出其感知范围。

4. 电子数据的审查

合同诈骗案件中，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银行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是证明行为人主观心态的重要证据。审查要点包括：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电子数据是否完整、有无被篡改的可能；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

（三）证据链的构建与拆解

辩护证据体系的构建，应当围绕“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核心展开。具体而言，应当通过证据证明以下事实：行为人有履约能力或为履约作出实质性努力；资金用于经营用途；未能履约系客观原因所致；违约后采取了补救措施。上述事实形成证据链后，即可阻断控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与此同时，辩护人应当拆解控方的证据链条。控方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逻辑往往是：“有欺骗行为+未能履约=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需逐一审查：欺骗行为是否真实存在？该行为是否对合同履行产生实质影响？未能履约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拒不返还”的主观心态？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控方的指控即难以成立。

三、程序性辩护策略：从程序违法中寻找实体辩护空间

（一）程序性辩护的价值

程序性辩护是指针对办案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环节的程序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请求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违法所获取的证据，或者以此为由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作出不起诉决定、发回重审等。

在合同诈骗案件辩护中，程序性辩护具有双重价值：其一，程序违法往往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可以直接削弱控方的指控基础；其二，程序性辩护可以倒逼办案机关规范取证行为，为后续的实体辩护创造有利条件。

（二）侦查阶段的程序辩护

侦查阶段是证据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程序违法行为的高发期。合同诈骗案件侦查阶段的常见程序违法情形包括：立案不当、管辖不当、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

1. 立案程序的审查

合同诈骗案件的立案，往往源于被害人的报案。辩护人应审查报案材料是否构成刑事犯罪的初步证据，是否存在“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情形。如发现立案缺乏事实依据，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或者直接向办案机关提出《撤销案件法律意见书》。

2. 强制措施的辩护

合同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往往较大，办案机关倾向于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辩护人应当及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论证当事人不具备“社会危险性”：（1）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无逃跑可能；（2）涉案事实已基本查清，无串供、毁灭证据可能；（3）愿意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4）企业经营需要，羁押将导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

3. 非法取证的排除

合同诈骗案件中，非法取证主要表现为：讯问过程中的威胁、引诱、欺骗；未依法告知权利义务；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疲劳审讯等。辩护人应通过会见了解讯问情况，调取同步录音录像，对比讯问笔录与录像的差异，发现非法取证线索后及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三）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辩护

审查起诉阶段是程序辩护的关键窗口。辩护人应当全面查阅案卷材料，对侦查阶段的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书面法律意见提交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辩护重点包括：证据是否合法取得；是否遗漏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强制措施是否适当；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对于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的案件，应当明确提出不起诉的辩护意见。

（四）审判阶段的程序辩护

审判阶段的程序辩护，核心是非法证据排除和二审程序的启动。

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辩护人应当在庭前会议中提出排除申请，明确排除的证据范围、排除理由和法律依据。法庭对排除申请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后续的庭审策略。

二审程序方面，如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如应当开庭未开庭、应当回避未回避、非法证据未依法排除等，辩护人应当以此为由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

（五）类案经验：程序辩护的三点心得

心得一：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应当协同推进。程序辩护不是孤立的技术性操作，而是为实体辩护服务的。排除非法证据、变更强制措施、争取不起诉等程序性目标，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无罪、罪轻的实体结果。

心得二：程序辩护的关键在于“证据化”。 程序违法的提出不能停留在口头质疑，而应当以证据为支撑。调取同步录音录像、收集证人证言、整理时间节点、固定书面记录，将程序违法“证据化”，才能有效说服办案机关。

心得三：程序辩护需要把握“度”。 过度纠缠于程序瑕疵，可能导致辩护策略的失衡。辩护人应当区分重大程序违法与一般程序瑕疵，将有限精力集中于影响定罪量刑的核心程序问题。

四、对刑事辩护的理解：专业、良知与策略的融合

（一）刑事辩护的专业性

刑事辩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以合同诈骗案件为例，辩护人不仅需要精通刑法、刑事诉讼法，还需要具备合同法、公司法、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资金流向的分析、履约能力的评估、经营风险的判断，都需要跨学科的专业储备。专业性是辩护人赢得办案机关尊重的基础。

（二）刑事辩护的良知

每一个刑事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辩护人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个案件，既不能因案件疑难复杂而畏缩，也不能因当事人经济困难而敷衍。在当事人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辩护人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专业人士。这份信任，需要辩护人以良知来回应。

（三）刑事辩护的策略

刑事辩护需要战略思维。辩护人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评估，明确核心争点，制定主攻方向。是作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是争取不起诉还是缓刑？是推动和解还是坚持对抗？这些策略选择，都需要基于对案情、证据、司法环境、当事人诉求的综合判断。

五、对当前刑事前沿问题的看法

（一）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落实与挑战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方向。在合同诈骗案件中，这一政策的落实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实践中，办案机关对经济犯罪案件仍倾向于采取羁押措施，取保候审的适用率相对较低。推动“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落地，需要辩护人在每一个案件中提出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也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社会危险性”的认定标准。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

合同诈骗案件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在被害人报案后，案件进入刑事程序，民事纠纷的处理往往被搁置。对于当事人而言，刑事程序的启动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此，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程序选择权的配置问题值得关注。能否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选择民事救济程序？能否建立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践探索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合同诈骗案件中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对于涉案企业而言，通过建立合规体系、修复经营秩序、弥补被害人损失，争取不起诉处理，既保护了企业发展，又实现了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辩护人应当主动运用合规不起诉制度，为企业提供合规整改的法律服务。

六、刑事控告与法律风险防控

（一）刑事控告的技巧

对于被害人而言，刑事控告的关键在于证明被控告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控告方应当重点收集和固定以下证据：证明被控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证明被控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证明涉案金额的证据。控告材料的组织应当逻辑清晰、证据充分，便于办案机关快速立案。

（二）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对于企业而言，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合同签订前的尽职调查。核实交易对手的主体资格、履约能力、信用状况，避免与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的主体签订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监控。关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如对方拖延履行、要求变更付款方式、提供虚假担保等。

争议发生后的应对策略。一旦发现可能存在合同诈骗风险，应及时固定证据、咨询专业律师、评估报案必要性。避免因应对不当导致损失扩大或错失报案时机。

企业内部合规体系建设。建立合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印章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合同诈骗风险。对于企业高管和业务人员，应加强法律培训，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七、类案办理心得的总结

回顾多起合同诈骗案件的办理，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心得：

第一，“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辩护的核心战场。 围绕这一核心，辩护人应当从履约能力、资金用途、履约不能的原因、事后态度等维度展开，构建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体系。

第二，证据审查是有效辩护的基础。合同文本、资金流向、言词证据、电子数据等每一类证据都有其审查要点，辩护人应当具备“从证据中发现问题”的能力。

第三，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应当协同推进。程序辩护可以倒逼办案机关规范执法，为实体辩护创造有利条件。程序辩护的关键在于将程序违法“证据化”。

第四，刑事辩护需要“情理法”的融合。 法律是理性的，但适用法律的人不能失去温度。辩护人既要坚守法律底线，也要体察人情冷暖，在情与理的交织中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结果。

结语

合同诈骗案件的辩护，是对辩护人专业素养、职业良知、战略眼光的综合考验。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尚存争议、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辩护人更应当以扎实的证据分析、严谨的法律论证、灵活的程序策略，守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捍卫刑事辩护的尊严。

法律有尺度，辩护有温度。愿每一个陷入经济纠纷的当事人，都能在情与理的交织中，找到通向公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