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更密、标准更清：

《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律师实务全解读

蚂蚁刑辩团队   李梦涵律师

2026 年 4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 号，下称《解释（二）》），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作为衔接刑法修正案（十一）（十二）、监察法与 2016 年贪污贿赂解释的重磅文件，《解释（二）》补空白、堵漏洞、严新型、平等保，实现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全覆盖，对职务犯罪辩护与代理产生系统性、颠覆性影响。

一、立法定位：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体系补全”

2016 年解释重点规范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核心罪名，对单位犯罪、新型隐性腐败、财产刑与追赃等规则较为原则。《解释（二）》立足司法实践新问题，补齐单位贿赂、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等定罪量刑标准，细化斡旋受贿、利用职务便利、预期收益型受贿、特定财物认定等争议规则，统一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司法保护尺度，构建“公职 ＋ 单位 ＋ 民企”一体化惩治体系，真正织紧织密刑事法网。

二、核心变革：律师必须掌握的8大实务要点

（一）单位犯罪“从模糊到清晰”，定罪量刑全量化

《解释（二）》首次系统明确单位受贿、对单位行贿、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的数额与情节标准，终结此前司法认定尺度不一问题：

1．单位受贿罪：数额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同时，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或者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且具有多次索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损失、赃款用于非法活动、拒不配合追缴、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之一的，亦分别认定为“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

2．对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者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且具有解释所列五项情形之一（向三人以上行贿；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领域行贿；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认定为“情节严重”。（注：对单位行贿罪仅设“情节严重”一档加重情节，不同于单位行贿罪的两档设置。）

3．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者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且具有前述五项情形之一，认定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或者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且具有前述情形之一，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4．介绍贿赂罪：介绍个人行贿10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50万元以上，或者介绍个人行贿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介绍单位行贿2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且具有解释所列四项情形之一（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贿赂；向三个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认定为“情节严重”。

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差额在三百万元以上不满一千万元、差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差额巨大”、“差额特别巨大”；隐瞒境外存款罪，隐瞒在境外的存款折合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较大”。

（二）新型隐性腐败“精准打击”，辩护空间大幅收窄

1．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收受股票、股权等，已获利按实际获利算；未获利按案发时市场溢价算，彻底堵死“只拿收益不付对价” 的脱罪空间。

2．特定财物鉴定强制化：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必须真伪鉴定＋价格认定，仅票据齐全、双方无异议可豁免，从源头规范数额计算。

3．斡旋受贿认定扩大化：利用职权或地位便利，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即构罪；明知有不正当请托而收财视为承诺，是否转达不影响定罪，“只收钱不办事” 难再脱责。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再扩容，辩护需精准界定职权边界

明确职务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直接上下级／主管关系，结合单位性质、职能、职务、制度安排、实践惯例综合认定；通过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谋利，直接认定“利用职务便利”，辩护需重点审查职权关联性、是否实质影响公务公正性。

（四）民企与国企“平等保护”，取消倍数折算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直接参照受贿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标准执行，不再按2016年解释的倍数折算，落实不同所有制企业产权一体保护，民企高管涉刑风险与量刑标准更透明。

（五）挪用公款认定“从严从细”，变相挪用无处遁形

1．虚构付款事由、应收账款不入账等逃避监管，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供其他单位使用”。

2．“数额巨大不退还” 明确为公诉前因客观原因未退还；办案机关依职权追回不算 “主动退还”，量刑需区分自退与追缴，辩护应聚焦退还时间、原因与主动性。

（六）罪与非罪边界“彻底厘清”，堵死定性漏洞

1．以单位名义收财但个人占有→定个人受贿，否定 “单位行为” 抗辩。

2．私分国有资产仅限管理层、隐瞒职工→定贪污罪，而非私分国有资产罪。

3．单位与个人财产混同、利益归个人→以行贿罪而非单位行贿罪追责。

4．虚构密切关系骗取财物→定诈骗罪，区分介绍贿赂与诈骗边界。

（七）积极退赃“清单化”，追赃“全链条覆盖”

1．积极退赃认定：全部退赃、配合追缴且大部分赃款赃物查扣、共同犯罪退缴分取赃款并自愿续退，亲友代退视同本人退赃，为量刑从宽提供明确路径。

2．追缴范围扩大：原物、转化物、等值财产一并追缴；贿赂房屋追缴房屋；混合财产追缴对应份额及收益，第三人持有、赃款回流均纳入追缴，“转移财产逃避追赃” 难度剧增。

（八）自首、数罪并罚规则细化

1．监察机关掌握线索未达数额较大，主动供述绝大部分未掌握犯罪事实→以自首论，辩护应重视主动供述的时间、范围与完整性。

2．用公共财物行贿，同时构成行贿罪与渎职罪→数罪并罚，明确渎职与贿赂犯罪竞合处理规则。

三、与2016 年解释对比：三大核心差异

四、律师实务应对：辩护与代理的关键策略

（一）定罪辩护：聚焦“身份、职权、数额、目的” 四大核心

1．单位犯罪vs个人犯罪：重点审查决策程序、利益归属、财产是否混同，区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

2．利用职务便利：严格界定职权范围，否定无隶属制约关系的“间接影响”，排除斡旋受贿适用。

3．数额认定：对特定财物申请重新鉴定，对预期收益型受贿质疑溢价计算合理性，剔除无关金额。

4．主观目的：论证无受贿故意、无谋取不正当利益意思联络，阻却犯罪构成。

（二）量刑辩护：用足“积极退赃、自首、从宽情节”

1．主动退赃、配合追缴，固定“积极退赃” 证据，争取从轻、减轻处罚。

2．审查监察调查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主动供述主张自首。

3．区分“公诉前自退” 与 “机关追缴”，避免认定 “数额巨大不退还”。

（三）民企合规：提前防范涉刑风险

1．完善财务制度，杜绝个人与单位财产混同，避免个人承担单位行贿责任。

2．规范职务行为，明确职权边界，防范“利用职务便利” 扩大认定风险。

3．建立行贿风险防控清单，严禁重点领域、重点对象行贿行为。

五、结语：司法更规范，辩护更精准

《解释（二）》标志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事规制从“重点打击” 走向 “全面治理”，既彰显依法严惩腐败的坚定立场，又通过明确标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兼顾惩治犯罪与权利保障。对律师而言，唯有吃透新旧规则衔接、精准把握定罪量刑边界，才能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助力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