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系列谈（四）：交易类罪名的出罪要点

蚂蚁刑辩王鑫

扫黑除恶中，市场交易与消费场景里的强制或欺诈取财行为，常被卷入强迫交易、寻衅滋事（强拿硬要）、敲诈勒索与诈骗的指控。这几类罪名行为外观相近，辩护要点却各有侧重，又共享若干“总开关”。本文梳理其共性辩点与各罪独立辩点，供同行参考。需说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生产销售类罪名不在扫黑除恶打击范围之内，本文不作论述。

一、共性辩点：四罪共享的出罪总开关

其一，真实交易与对价的有无，是总开关。辩护人首要的工作，是固定“双方之间是否发生了真实的商品或服务交换”。有对价流动，行为性质倾向于强迫交易；若无任何对价、纯以恶害相通告索取财物，才可能落入敲诈勒索或诈骗。把“天价”“不公平”直接读解为敲诈勒索，是以价格高低替代了对价有无的判断，辩护人应回到对价本身。

其二，“事出有因”阻断黑恶标签。四罪若源于真实民商事纠纷（债务、合同、消费争议等），依恶势力意见第5条，不属于恶势力。这是共同的组织性出罪闸：只要行为因真实权利、真实纠纷引发，其违法性评价本就应与无因勒索区分，不应被打包进“恶势力”叙事。

其三，单次行为与“多次”的界限。恶势力认定要求“二年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三次以上”。偶发的、一两次的交易纠纷，辩护人应主张独立评价，反对被整体打包升格为集团行为。

其四，罪量门槛不可省略。四罪均须达到“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或“多次”等入罪门槛；未达门槛的，属治安或民事纠纷，辩护人应以罪量不足阻却入罪。

其五，手段强度须与交易相联且达相当程度。强制或施加压力须服务于特定交易，且达到相应强制强度；正常的讨价还价、偶发的争执，不构成犯罪。

二、强迫交易罪的独立辩点

其一，对价真实。只要消费者实际取得了对应商品或服务，即便价格不公、手段令人不快，也应锚定强迫交易而非敲诈勒索；辩护人应举证“对价已交付”以排除敲诈勒索的适用。

其二，行为类型须契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列举的五种情形（强买强卖商品，强迫提供或接受服务，强迫参与或退出投标、拍卖，强迫转让或收购资产，强迫参与或退出特定经营活动）。不符合类型的，不构成本罪。

其三，“暴力、威胁”须达强制程度。轻微的推搡、语言争执、价格谈判中的施压，未达到使他人不敢反抗之强制程度的，不应认定为本罪的手段行为。

其四，须达“情节严重”的罪量门槛；偶发、数额极小、未造成后果的，应争取不入罪。

其五，与正常商业谈判、市场博弈相区分。市场竞争中的强势议价、格式条款争议，属民事射程，辩护人应作界分，避免将民事纠纷刑事化。

三、寻衅滋事罪（强拿硬要）的独立辩点

其一，须具“无事生非”或“借故生非”的动机。因真实纠纷、有具体交易目的而采取的取财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所要求的“无事生非”；辩护人应证明行为有具体起因，而非逞强耍横。

其二，与强迫交易的界分。寻衅滋事中的强拿硬要无具体交易目的、属逞强耍横；若行为围绕一项具体经营活动展开，应归强迫交易而非寻衅滋事。辩护人应据行为指向锚定罪名，防止轻罪被拔高。

其三，“随意”“任意”的对象特征。本罪针对不特定对象；若针对特定交易相对方、因特定纠纷而起，则不符合“随意”要件。

其四，须达“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门槛。

其五，事出有因的排除适用（恶势力意见第5条），与共性辩点其二相通。

四、敲诈勒索罪的独立辩点

其一，无对价。对方若取得真实对价，行为应归强迫交易；纯无对价的恶害通告取财，才进入本罪射程。辩护人应优先证明对价存在以阻却本罪。

其二，“威胁、要挟”须真实且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向监管部门投诉、向媒体曝光、向法院起诉等正当维权渠道，本身不是威胁；只有以根本不存在的侵害相要挟、使被害人基于恐惧处分财产，才可能构成本罪。辩护人应厘清手段性质。

其三，非法占有目的之排除。行为人有真实债权或权利基础的，可排除非法占有目的（权利行使抗辩）；有请求权基础的索赔，不当然转化为敲诈勒索。

其四，数额较大或多次的罪量门槛。

其五，事出有因，同共性辩点其二。

五、交易型诈骗的独立辩点（以“以假充真”为例，但不限于）

其一，是否“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交易中的质量争议、履行瑕疵、货不对板，多属民事违约或侵权，而非诈骗；辩护人应区分“履约中的瑕疵”与“自始虚构”。以自来水冒充白酒销售，若买家知情、或仅为价格与质量争议，则非诈骗。

其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交易型诈骗须证明行为人自始无履行真实交易的意思或能力；有真实交易基础、部分履约、事后愿意补救的，倾向民事。辩护人应攻击“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成。

其三，对价与部分履行。存在真实交易基础、买受人取得部分利益的，应作民事评价，避免刑事化。

其四，诈骗的数额门槛（数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