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系列谈（六）：当网络犯罪被装进“黑社会”的壳

蚂蚁刑辩 王鑫

扫黑除恶常态化之后，最值得辩护律师警惕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个罪的认定分歧，而是“黑恶”标签整体向网络空间的平移。从网络暴力、网络套路贷到裸聊敲诈、色情敲诈，越来越多原本应以个罪评价的在线犯罪，被打包认定为“网络恶势力”乃至“网络黑社会”。这种“拟制”之所以能成立，表面上是治理需要，深层看却是构成要件的一次系统性解构——当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为线下地域性组织量身设定的四特征，被套用到互不相识、靠几个微信群联络的在线团伙身上时，证明标准必然被悄悄软化。本文以辩护人立场，拆解这一拟制得以成立的几个支点，以及辩护人应在何处发力。

一、“软暴力”向网络延伸：拟制的第一块教义支点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传统上要靠滋扰、聚众造势、轻微暴力等现实手段来填充。2019年《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软暴力延伸至信息网络——利用信息网络威胁、恐吓、滋扰他人，这恰是网络犯罪得以满足“行为特征”的关键通道：它让一个没有任何物理接触的在线团伙，也能被指称“实施了软暴力”。但该意见对软暴力仍设定了门槛，须“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

司法适用中的扩张显而易见：把一切令被害人“不适”的线上骚扰，径行等同于“足以产生恐惧”的软暴力；又把软暴力这一“行为特征”的具体表现，错位当成整个四特征已经满足的证明。辩护人必须回到本系列第一篇所论：软暴力本身是一个需要逐项审查的弹性概念，其“心理强制”程度、“足以限制”的门槛，在网络空间因缺乏现实压迫感而更难证成，不能以“线上滋扰”四字一笔带过。不守住这一关，后面的“组织”“危害性”便顺势被整体推定。

二、组织特征与经济特征的“证明替代”

在网络案件中，“组织特征”常被一组间接证据替代证明：微信群截图、共享收款二维码、由谁拉人入群的“层级”推断。但2009年宜昌会议纪要所要求的，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临时性聚合、匿名身份、成员高度流动，恰恰否定了“较稳定”与“基本固定”。把“有个群”等同于“有组织实施”，是用联络工具替代了组织本身。

“经济特征”同样被替代：办案中常直接以涉案总流水证明“经济实力”，但294条及纪要要求的，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并“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资金须流向组织维系，而非仅止于个人获利分配。网络犯罪中，赃款多被迅速分赃、提现、洗白，鲜少反哺所谓“组织运转”。辩护人应要求控方就“资金用于维系组织”这一关键环节举证，而非以总流水蒙混过关。总流水是违法所得的数额，不是组织经济基础的证明。

三、危害性特征：从“影响”到“控制”的概念滑移

四特征中，“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是黑社会与恶势力的分水岭，也是弹性最大的一环。南宁会议纪要将其定位为本质特征，强调须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排他性支配。网络案件中，公诉机关往往将“网络放贷行业”“网络催收行业”指称为“一定行业”，再把线上行为造成的传播广度、点击量、被害人数量，直接等同于“非法控制”。

平台归运营方所有，行为人在其中只是参与者而非支配者，所谓“控制”往往只是“造成了较大影响”。把“影响”偷换为“控制”，正是网络黑恶认定中最需要警惕的要件滑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公众认知里“刺龙画虎、称霸一方”的具象，并非单纯的民间想象——它其实是294条构成要件内部“排他支配”模板的朴素投射。当一个在线团伙根本不具备这套支配结构时，诚实的法律评价应当是认定一桩性质不同的、较轻的犯罪，而非拉伸模板去硬套。辩护人应抓住这一本质区别：影响可以很大，支配未必成立；没有排他支配，就谈不上刑法意义上的非法控制。

四、拟制背后的程序与财产逻辑

为什么司法机关倾向于启动这一拟制？单从教义学看，多数网络案件其实更贴近普通共同犯罪乃至集团犯罪，未必满足294条。真正的驱动力在标签之外：一旦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便触发指定管辖——案件常被移出行为人本地、移出辩护便利的司法辖区；随之而来的是异地羁押、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以及本系列第七期将专论的财产刑机器——组织者、领导者“并处没收财产”，辅以追缴、责令退赔、查封扣押冻结。标签本身解锁了远超个罪的侦查与惩罚装置。

这解释了“拟制”在实务中为何屡见不鲜：它在教义上或许单薄，在程序与财产上却极具效率。对辩护人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定性之争从来不只是文字之争，而是管辖、人身自由与财产的争夺。若等到审判阶段才争定性，往往已陷入移送起诉时就被固化的既定叙事，这正是必须在定性阶段前置阻击的原因。

五、辩护人反制：在定性阶段逐项拆解

面对“网络黑社会”指控，辩护人不应被“网络化”叙事带节奏。具体动作包括：第一，在审查起诉阶段即提出定性异议，阻断“黑”的标签在移送起诉时就被固化；第二，要求控方就四特征逐一举证具体事实，反对以“网络团伙”“线上影响力”等弹性概念填补要件空白；第三，经济特征上，要求区分个罪获利与组织维系的资金流向，切断“总流水=经济实力”的替代证明；第四，危害性特征上，要求控方举证排他支配的具体事实，而非提交影响指标了事；第五，程序上，对滥用指定管辖、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提出异议，并将财产辩护前置，而非等执行阶段补救。

即便个案中部分个罪成立，也应坚决剥离“黑”的标签，把被告人拉回个罪法定刑的框架。这些动作与第五期所述“阻断恶势力认定”一脉相承，在网络案件中更为紧迫：因为网络案件的证据多为电子数据、组织外观更模糊，拟制的空间也更大。辩护人要做的，是把被标签吸收的事实，重新拆回它本应归属的个罪。

六、结语

须说明，上述分析不否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正当性，亦非轻视网络犯罪的现实危害。但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当“网络黑社会”成为可随意贴附的标签，294条的构成边界便在无形中被掏空——它保护的不再是特定的、具有排他支配结构的组织型犯罪，而沦为一种量刑与查没的“加重乘数”。辩护人守住要件、拆解拟制，不是要放纵网络犯罪，而是坚持一个朴素却根本的立场：再严重的犯罪，也须在其本应的罪名与要件框架内评价，不能借“黑社会”之名，把本属个罪、本应判处罚金的责任，升级为没收财产与重刑。守住概念的边界，就是守住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