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引 言

在多年的刑事辩护执业生涯中，我曾代理过数十起因"合同纠纷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当事人中不乏真实经营者、诚信商人，却因一纸刑事立案通知书而身陷囹圄，企业轰然倒塌，家庭支离破碎。究其根本，症结往往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二者界限的误判或混淆。

合同诈骗罪是刑事犯罪，处以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徒刑；合同纠纷是民事争议，通过违约赔偿、诉讼调解化解。两者之间，隔着一道"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高墙。这道墙，是保障无辜者的防线，亦是惩处真正骗子的利剑。准确划定这条界线，不仅是司法公正的体现，更是对市场经济秩序与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

本文拟从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权威案例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本质区别，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威指导案例，为实务中的认定与辩护提供参考。

一、法律规范：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

（一）罪名法条原文

合同诈骗罪的规范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该条文明确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及量刑标准。

【法条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立案追诉数额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第七十七条及相关修订，合同诈骗案的数额标准如下：

（三）四个构成要件

依据刑法理论，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方面：

主体要件：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构成。自然人犯本罪，以本条量刑；单位犯本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双重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这一点是合同诈骗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罪（仅侵犯财物所有权）的重要特征。

主观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认定本罪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根本标准。行为人须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主观上具有永久占有对方财物、排除其所有权的意图。

客观要件：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

二、合同纠纷的法律性质

（一）合同纠纷的规范依据

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其处理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事人因合同成立、效力、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事项发生争议，依法通过民事诉讼、仲裁或协商解决。

【法条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条文

第五百七十七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四十八条（欺诈）：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五百六十三条（法定解除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合同纠纷的本质特征

合同纠纷的本质是平等主体之间因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争议，其特征表现为：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均有真实的交易意图和履约意愿；争议的产生源于履约能力不足、意见分歧、客观情况变化或过失等原因；行为人不具有骗取财物的主观故意；双方之间存在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解决的权利义务关系。

⚠ 实务警示：司法实践中，部分当事人为追回损失，将本属民事纠纷的争议冠以"合同诈骗"名义向公安机关报案，企图借助刑事手段逼迫对方还款或履约，此即所谓"以刑逼债"。对此，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严格把关，防止将正常的经济纠纷刑事化，损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三、核心区别：七维度深度辨析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分，是刑民交叉领域最为复杂也最具实践价值的问题之一。综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企业合同诈骗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以及历年权威案例，两者的核心区别可从以下七个维度加以辨析。

（一）主观目的：有无"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准，也是最难认定的要素。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永久排除财物权利人对该财物的占有，并将其纳入自己或第三人支配范围的主观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1年1月21日）明确了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参考因素，包括：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仍签订合同、拒不返还财物、挥霍资金、逃匿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例第91号温某某案中进一步强调，应综合审查合同项目真实性、标的物用途、实际履约行为、逃匿和转移资产行为、资金去向及违约原因，"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倾向于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 明知根本无履约能力，仍签订合同收取财物；

◆ 收款后立即逃匿、更换联系方式、转移财产；

◆ 将所得资金用于挥霍、赌博、偿还个人债务或违法犯罪活动；

◆ 伪造虚假担保，诱骗对方连续签订合同；

◆ 违约后拒绝沟通，毫无弥补损失的意愿和行动。

不宜轻易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 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后因市场变化、政策调整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履约；

◆ 虽未能全额履约，但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如部分交货、提供服务等；

◆ 违约后积极沟通、承担责任、采取补救措施；

◆ 资金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或偿还合法债务；

◆ 使用真实身份签订合同，无隐匿行踪或转移财产行为。

（二）行为方式：是否实施欺骗行为

合同诈骗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中，必须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且该欺骗行为是对方作出财产处分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合同纠纷中，当事人虽可能存在夸大实力、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等情形，但其欺骗程度未达到足以使对方产生处分财产错误认识的程度，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欺骗行为的存在是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实践中存在大量"半真半假"情形：行为人部分陈述不实，但整体交易具有真实性。对此，应综合判断不实陈述是否针对核心交易事项，是否对对方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三）履约能力：签约时有无实际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是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的重要客观指标。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以下判断规则：第一，完全无履约能力且明知，通常构成合同诈骗的客观要件；第二，签约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属于争议地带，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第三，签约时具备履约能力，后因客观原因丧失，属于合同纠纷而非犯罪。

值得强调的是，"履约能力"的判断不能静态化。某些行业（如建设工程、贸易）存在"先签约后筹资"的正常商业逻辑，不能简单以签约时账面资金不足认定为"无履约能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提出的"一看履约能力、二看履约行为、三看事后态度"的"三看"审查法，已被广泛认可为实务中的判断工具。

（四）资金去向：财物处置是否正当

收受财物后的用途，是推断主观目的的重要证据。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通常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挥霍、赌博、偿还个人借贷或转移至他人名下；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则通常将款项用于与合同相关的经营活动，即便部分挪作他用，也多属正常的资金周转，而非侵吞。

司法实践中，资金流向的证明依赖银行流水、财务账册、转账记录等书证，辩护律师在此处往往有较大的辩护空间——通过核查资金用途，证明当事人将所得资金投入生产经营，而非挥霍逃匿，从而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五）事后态度：面对争议的处理方式

违约发生后的处置态度，是区分主观恶意程度的重要参考。合同诈骗行为人在事发后通常表现为：逃匿失联、拒绝承担责任、转移资产、伪造证据；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则通常表现为：积极沟通协商、提出补救方案、部分退款或担保、诉诸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例第91号指导案例中明确："对于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其后完善履约能力并积极履约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处"积极履约"的态度，正是认定行为性质的关键变量。

（六）合同属性：是否系受市场秩序调整的经济合同

合同诈骗罪保护的法益之一是"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因此，该罪名所适用的"合同"，须为具有交易性质、受市场秩序调整的经济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

以下合同不在合同诈骗罪的适用范围之内：婚姻协议、收养协议、监护协议等纯身份关系协议；赠与合同（因不体现市场交易关系）；不具有财产转让性质的合意行为。若通过上述合同骗取财物，可能构成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七）法律后果：刑事责任 vs. 民事责任

四、权威案例：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指引

司法机关长期关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问题，通过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不断细化裁判标准。以下选取三则最具代表性的权威案例进行解析。

【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2号：王新明合同诈骗案

【案情概要】
被告人王新明使用伪造的户口本、身份证，冒充其父身份，于2012年7月29日与被害人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款100万元，当场收取定金1万元；2012年8月12日，收取首付款29万元。在办理过户手续时，虚假身份被住建委工作人员识破，余款70万元未能得手。2013年4月23日，王新明被公安机关查获。其家属随后将赃款30万元退还被害人。

【裁判要旨】
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指导案例，裁判要旨聚焦于数额犯中既遂与未遂并存时的量刑规则：在数额犯中，犯罪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分别对应不同法定刑幅度的，应当先决定对未遂部分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的法定刑幅度比较，选择适用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并酌情从重处罚。

【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依据】
本案中，王新明使用伪造证件冒充他人签订合同，系《刑法》第224条第（一）项"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典型行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各要件均告齐备，构成合同诈骗罪无疑。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s://www.court.gov.cn），指导案例62号，发布时间2016年7月5日。

【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检例第91号：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

【案情概要】
甲公司（被检察机关认定涉嫌合同诈骗的企业）分别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乙、丙两公司分别向甲公司支付70万元和110万元履约保证金。此后，甲公司与乙、丙公司因工程款支付问题发生纠纷，丙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温某某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刑事立案。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该案属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依法开展立案监督，最终促使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要旨】
"检察机关办理涉企业合同诈骗犯罪案件，应当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需综合审查合同项目真实性、标的物用途、实际履约行为、逃匿和转移资产行为、资金去向及违约原因等要素，避免片面关注行为结果而忽略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其后完善并积极履约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指导意义】
本案明确了检察机关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方面的监督职能，以及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的实质审查标准，对防止"以刑逼债""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www.spp.gov.cn），第二十四批指导性案例，2020年12月22日发布。

【典型案例】上海二中院参考案例："三看"审查法认定合同诈骗

【裁判要点】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合同诈骗案件中，确立了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三看"要素审查法：
一看履约能力——行为人签约时是否具有实际履约能力；
二看履约行为——签约后是否有真实的履约行动；
三看事后态度——违约后是否积极承担责任、采取补救措施。

该院认为，被告人缺乏履约能力，亦无实际履约行为，事后又无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现的，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反之，若其中任何一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存在，均应审慎评估，不得轻易入罪。

【参考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案例整理来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案例库（rmfyalk.court.gov.cn）。

五、疑难情形辨析：法律边界的灰色地带

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往往并不非黑即白，存在若干典型的疑难情形，需要特别加以辨析。

（一）"借新还旧"型争议

实践中常见一种情形：债务人向债权人借款时已无还款能力，通过偿还部分旧债诱使债权人继续出借新款。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发布的理论文章（《以刑民思维与体系解释精准认定合同诈骗行为》，载最高检官网，2024年2月3日）明确指出，对"借新还旧"情形应限制解释，仅限于单纯的债务转移、转嫁情形，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核心判断仍在于：债务人是否具有通过后续经营偿还债务的合理预期，资金是否用于正常生产经营。

（二）"部分履约"型争议

行为人先履行小额合同，以此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大额合同后逃匿，构成《刑法》第224条第（三）项规定的合同诈骗。但若行为人确有真实履约意愿，先履行部分合同只是正常的商业谈判策略，则应认定为合同关系，纠纷依民事途径解决。两者区分的关键，在于全案证据能否证明"从一开始就缺乏履行大额合同的意愿和能力"。

（三）"一房多卖"型争议

一房多卖行为性质的认定，须区分主观意图。若开发商因资金周转困难，将同一房产出售给多位购买者，主观上意图通过后续融资逐一解决，则属民事欺诈；若明知无法为所有购买者办理过户，仍故意重复签约收款，主观上具有侵吞购房款的目的，则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参考案例（案例23）明确：故意隐瞒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仍与多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骗取他人购房款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四）"合同外手段"型争议

并非所有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都构成合同诈骗罪。《刑事审判参考》第1048号葛某等诈骗案明确：若行为人采用合同外的方法（如在货物称重环节注水过磅）骗取对方财物，而非利用合同签订、履行本身实施欺骗，则应认定为普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而非合同诈骗罪。这一区分具有重要的量刑意义——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追诉数额标准相差约七倍。

六、刑辩律师的实务辩护策略

面对合同诈骗指控，辩护律师的核心任务是：在充分掌握证据的基础上，通过法律论证否定"非法占有目的"，推动案件由刑事转入民事处理轨道，或在刑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争取有利认定。以下是几项关键辩护策略。

一、主攻"非法占有目的"缺失

这是合同诈骗罪的核心要件，也是辩护的主战场。辩护律师应全面收集当事人具有履约意愿的证据：签约时具备的履约能力（账户余额、合同在手、授信额度等）、已实际交付的货物或服务、支付的工程进度款、积极沟通的聊天记录和往来函件，以及违约后的补救措施。主动提出证明当事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链，是辩护成功的关键。

二、审查客观证据的合法性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收集的书证、证人证言，是否经过合法程序，有无取证违规？财务鉴定报告是否反映了账目的全貌，有无遗漏正常经营支出？银行流水是否经过全面核查，还是仅截取了对检方有利的部分？上述问题均是辩护律师必须逐一检视的关键点。

三、区分违约行为与诈骗行为

当事人的部分虚假陈述，是否系核心交易事项？是否足以使对方产生处分财产的错误认识？若欺骗行为仅涉及边缘性事项（如夸大公司规模），而交易本身具有真实性，则不宜轻易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欺诈。辩护律师可从欺骗行为的"必要性"和"因果性"两个角度切入，论证行为人的陈述不实并非诈骗行为的核心构成要素。

四、引用指导案例和司法解释

充分援引最高检指导案例第91号、最高院指导案例62号，以及最高检2024年理论文章所确立的审查框架，在法律论证层面夯实辩护意见。尤其是检例第91号所明确的"签订合同时具有部分履约能力，其后完善并积极履约的，不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这一原则，对于大量"实力不足但诚信经营"的案件具有重要的辩护价值。

五、推动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或不批捕

在案件处于公安侦查阶段，可向检察机关提交辩护意见，请求作出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若认为公安立案存在"以刑逼债"的情形，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申请检察机关对公安立案进行监督，推动撤案处理。

结 语

"入罪须谨慎，出罪亦有据。"这是刑事司法的基本法理，亦是刑辩律师毕生坚守的职业信条。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界限，本质上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刑法只能在民事手段无力救济、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不可接受程度时，方才介入。

判断一个商业行为是犯罪还是纠纷，不能以结果倒推原因，不能以事后失败推导签约时的"非法目的"，更不能允许当事人将商业纠纷"刑事化"以达到追索债务的目的。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均有责任在每一起案件中认真探寻客观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守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与法治营商环境的底线。

附：主要法律依据索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欺诈行为的撤销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法定解除权）

6.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第七十七条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

8.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1年1月21日）

9.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2号：王新明合同诈骗案（2016年7月5日发布）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91号：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2020年12月22日发布）

11. 《以刑民思维与体系解释精准认定合同诈骗行为》，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理论研究栏目（2024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