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系列一】在"软暴力"的模糊地带——新型黑恶犯罪辩护的角度

扫黑除恶系列谈（一）

在"软暴力"的模糊地带——新型黑恶犯罪辩护的角度

蚂蚁刑辩王鑫

2026年7月，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铺开。本轮在继续打击传统"六霸"的同时，明确将十类依托网络、"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新型犯罪列为重点：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务工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政策层面将这一变化概括为若干"转变"——从网下到网上、从显性到隐性、从硬暴力到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到新兴行业。

作为辩护人，本文不讨论专项行动本身的得失，只关注一个实务问题：十类案件的指控逻辑与此前的传统黑恶案件有显著不同，随之而来的是辩护着力点的变化。本文从"软暴力"这一弹性概念出发，拆解其作为危害手段的审查要点。

一、政策脉络：从专项斗争到常态治理

读懂本轮的"深化"，需要回到扫黑除恶的政策脉络。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启动为期三年的专项斗争。这一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依法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打击对象主要是盘踞在基层和重点行业、以硬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黑恶势力。

专项斗争结束后，扫黑除恶转入常态化，其标志是2021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该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共九章七十七条。这部法律将"恶势力组织"由政策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并为"软暴力"手段的认定提供了立法依据（其具体界定详见下文）。

到2026年启动深化专项斗争，政策逻辑就清晰了：经过前两个阶段，传统形态的黑恶势力已受到系统性打击，但增量案件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所谓"深化"，指向的正是这种形态上的新动向。

二、"软暴力"：一个需要被拆解的弹性概念

"软暴力"并非学理概念，而是刑事司法中逐步形成的规范用语。2019年4月9日，两高两部发布《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其作了界定；2022年5月1日施行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在立法层面作出规定，将"软暴力"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手段予以明确。

该意见对"软暴力"的定义是：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软暴力"。

从辩护视角看，这个定义的关键词几乎都是弹性表述——"心理强制""足以限制""影响正常秩序"。"心理强制"不似伤情鉴定有客观标准，它依赖于被害人陈述的主观感受与司法人员的内心判断；"足以限制人身自由"与正常的讨债、维权中的跟随行为之间，界线并不清晰；"影响正常社会秩序"更是可以因个案而异。弹性意味着空间，也意味着风险：概念越模糊，越容易被扩张适用。在办案中，凡是被告人实施了纠缠、投诉、曝光、围堵等行为，控方都可能贴上"软暴力"标签，从而跳过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严格审查。

因此，辩护的第一步，不是去"认可"某一行为属于软暴力，而是逐项审查其构成要件：是否"有组织地"实施？是否以"谋取非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为目的？是否确实达到了"心理强制"的程度？这三个要件，每一个都是可以争点的入口。

三、十类犯罪的共同结构：合法行为外衣下的审查

把十类犯罪逐一摊开，会发现一个规律：它们几乎每一类都紧邻一种正当的社会行为——催收紧邻合法债权的主张，恶意索赔紧邻消费者依法维权，舆情敲诈紧邻舆论监督，务工敲诈紧邻劳动维权，碰瓷紧邻真实事故索赔，套路贷紧邻民间借贷，网络暴力紧邻正当的网络表达。

这种"紧邻关系"决定了这类案件的指控逻辑：控方往往先认定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非法影响"，再据此将外层合法的维权、催收、监督行为整体评价为软暴力手段。辩护的对应思路，不是笼统地否认行为，而是把"外壳"与"内核"拆开审查：行为人的权利主张是否真实存在？其手段是否独立于权利基础而被单独评价？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提供了一个重要武器：因婚恋、家庭、邻里、劳动、合法债务等纠纷引发、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这一条的意义在于，它从规范层面确认了"纠纷背景"对恶势力认定的阻断作用。十类犯罪中的相当一部分——催收、索赔、务工、碰瓷、套路贷——背后往往存在真实的民事纠纷。若能把案件锚定在"事出有因"的纠纷上，通往"恶势力"乃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通道就可能被切断。

需要说明，"事出有因"不是免罪金牌，它阻断的是"恶势力"这一加重标签，而非个别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但卸下标签之后，行为就回到普通刑事或民事评价的轨道上，不少原本可能被拔高的行为，在严格评价之下并不构成犯罪。

四、为什么这类案件容易被拔高——辩护须警惕的三点

第一，概念模糊导致入罪门槛主观化。如前所述，软暴力、心理强制缺乏客观量化标准，认定高度依赖司法人员的内心判断。在没有伤情、没有物证的情况下，"看着像黑恶就按黑恶办"的倾向并不罕见。辩护人需要做的是，把模糊的"心理强制"还原为具体的、可检验的事实：被害人是否实际改变了行为自由？限制自由的程度是否达到了刑事评价的必要？

第二，网络化导致证据语境易失真。这类案件的证据高度依赖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通话录音、平台截图，以及大量言词证据。电子数据具有易篡改、易截取、语境易失真的特点：一段聊天记录脱离上下文，含义可能截然相反；一张截图可能只呈现对一方不利的片段。辩护律师对电子数据完整性、真实性的审查，以及对言词证据语境的还原，在这类案件中比在传统案件中更为重要。

第三，政策氛围对罪与非罪判断的裹挟。扫黑除恶坚持依法严惩，同时也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但在专项斗争推进过程中，政策上的"从严"基调容易外溢为个案中的"就高不就低"。辩护人要做的，是始终把案件拉回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用事实和证据回应标签化的叙事，而不是被"专项"二字带着走。

五、辩护重心的位移：从事实之辩到规范之辩

传统黑恶案件的核心争点多为事实性的：有没有实施殴打、伤情达到何种程度、参与了几起犯罪，证据以物证、伤情鉴定为主，事实认定相对客观。新型黑恶案件则不同：发帖、投诉、催告、围观这些行为本身大多不违法，争议集中于该行为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是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还是民事维权、行政违法；是心理强制，还是普通的纠缠。

这意味着辩护重心从"有没有做"转向"做的行为在法律上是什么"。这种位移对辩护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停留在"被告人没有打人"的消极辩护，而要主动建构行为的性质——它的权利基础、它的语境、它的限度。

与之相关的是罪名竞合问题。以催收行为为例：《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3月1日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专门规制以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侵入住宅，以及恐吓、跟踪、骚扰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等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该专门罪名出台之前，此类行为多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专门罪名的设立，本身就体现了立法者以精确构成要件替代"口袋罪"的取向。辩护的启示是：在竞合情形下，应坚持罪名的准确适用，反对将本可适用专门罪名的行为向寻衅滋事等泛化罪名拔高——两者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不同，罪名选择本身就是重要的辩护利益。

六、结语

辩护人不是政策的注释者。在专项斗争推进的背景下，我们的角色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把"罪"与"非罪"、"黑"与"非黑"的界线划清楚。

"软暴力"概念越是模糊、越是贴近正常社会生活，越需要辩护人用事实固定权利基础、用证据检验非法占有目的、用法律论证对抗标签化的认定。这绝不是预先"认可"某些手段行为的危害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控方对每一个构成要件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任何一环的证据不足或评价不当，都应成为辩护的空间。

本系列后续各篇，将沿着这一思路，逐类讨论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的认定要点与辩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