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的辩护要点和注意事项

绑架罪的辩护要点和注意事项

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一、引言

绑架罪，作为我国刑法中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之一，历来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其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更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重大威胁。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对绑架罪作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亦曾出台《关于审理绑架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虽已被废止，但其蕴含的法理逻辑和司法智慧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和处罚绑架犯罪提供了规范指引。

作为一名从业二十余年的刑辩律师，笔者在长期执业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绑架罪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辩护空间与辩护难度并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准确把握辩护要点，如何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结果，是每一位刑辩律师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本文拟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精神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绑架罪的辩护要点与注意事项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为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二、绑架罪的法律规定与构成要件

（一）《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上述规定经历了多次修改完善。1997年刑法典首次将绑架罪独立成罪时，其法定刑起点即为十年有期徒刑，体现了立法者对绑架行为的严厉态度。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情节较轻”的档次，使刑罚梯度更加合理。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将“杀害被绑架人”的绝对死刑修改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赋予司法机关更大的裁量空间，体现了我国刑法逐步走向谦抑和人道的趋势。

（二）法释〔2000〕15号的参考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绑架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虽然已于后续司法实践中被新的司法解释所取代，但其确立的诸多裁判规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解释明确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的界限，对“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作出了初步探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裁判指引。

该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等方法劫持他人，以杀害、伤害被绑架者相威胁，强迫被绑架者本人或者其亲属交付财物的行为。”这一规定明确揭示了绑架罪的本质特征：一是手段的暴力性、强制性；二是目的的勒索性；三是对象的复合性（即既针对被绑架者本人，又涉及其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三）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从犯罪构成理论角度分析，绑架罪的成立需满足以下四个方面的要件：

第一，犯罪客体。绑架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也包括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其中，人身权利是绑架罪侵犯的主要客体，财产权利是次要客体。这一客体的复合性决定了绑架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其与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等相区分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二，客观方面。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等方法劫持他人，使其脱离原生活场所并置于行为人控制之下的行为。“暴力”是指对被害人实施捆绑、殴打、伤害等有形力的行为；“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被害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相威胁，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而不敢反抗；“麻醉”是指使用麻醉药品使被害人丧失知觉而无法反抗。此外，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亦属于绑架罪的特殊行为方式。

第三，犯罪主体。绑架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值得注意的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而非绑架罪。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

第四，主观方面。绑架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即行为人意图通过绑架他人向第三人勒索财物；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即行为人以满足某种非法要求为目的而劫持他人。无论是哪一种目的，均要求行为人具有将被害人作为“筹码”向第三人提出要求的意图，这也是绑架罪区别于其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核心要素。

三、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区分——辩护的核心突破口

（一）勒索目的：两罪区分的核心标尺

在刑事辩护实践中，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区分始终是辩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两罪在客观行为上均表现为限制或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在外观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二者的法定刑差异悬殊：绑架罪的起刑点为五年（情节较轻）或十年有期徒刑，而非法拘禁罪的基本法定刑仅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准确区分两罪，对于辩护工作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笔者认为，勒索目的（或人质目的）是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核心标尺。绑架罪的本质在于行为人以被绑架者的人身安全为筹码，向第三人提出非法要求。换言之，绑架罪的行为结构是“行为人—被绑架者—第三人”的三角关系，行为人的最终目的并非指向被绑架者本人，而是通过控制被绑架者来影响第三人的意志，使其满足行为人的非法要求。

而非法拘禁罪的行为结构则是“行为人—被害人”的二元关系，行为人的目的仅限于对被害人实施非法拘禁本身，或以拘禁为手段实现其他非勒索性目的（如索取债务、解决纠纷等），不涉及向第三人提出要求。正是这一主观目的的差异，决定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罪质上的根本区别。

（二）司法解释的明确指引

法释〔2000〕15号在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裁判规则。根据该解释的精神，行为人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而不认定为绑架罪。这一规则的适用条件有三：其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二，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索取债务，而非勒索财物；其三，行为人索取的财物数额未明显超出债务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的司法文件中也进一步明确，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同样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这一立场体现了对绑架罪适用范围的限缩解释，有效防止了绑架罪的过度扩张，对于辩护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辩护策略：从主观目的切入

基于上述分析，在办理涉嫌绑架罪案件时，辩护律师应当高度重视对被告人主观目的的审查。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辩护：

其一，审查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或纠纷。如果存在，则应当主张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至多构成非法拘禁罪。例如，在一起因工程款纠纷引发的案件中，被告人将欠款人非法拘禁以索要工程款，法院最终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非绑架罪。

其二，审查被告人是否向第三人提出了勒索要求。绑架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以被绑架者的人身安全为筹码向第三人提出非法要求。如果行为人仅对被绑架者本人实施拘禁，而未向第三人传递勒索信息，则不宜认定为绑架罪。

其三，审查被告人提出的要求是否具有“非法性”。如果被告人提出的要求系其合法权利（如索要劳动报酬、追索合法债务），则不具备勒索目的，不能成立绑架罪。当然，如果被告人索要的财物数额明显超出合法债务范围，则超出部分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勒索性质。

其四，审查被告人的行为手段和暴力程度。绑架罪通常伴随较高程度的暴力和胁迫，而非法拘禁罪的手段相对温和。虽然手段差异并非两罪区分的决定性因素，但可以在量刑辩护中作为重要的从轻情节加以运用。

四、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认定与辩护

（一）“情节较轻”的立法背景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原条文第一款中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规定。这一修改的立法背景在于：1997年刑法对绑架罪设置的十年有期徒刑起刑点过于刚性，导致实践中一些情节显著轻微的绑架案件（如主动释放被绑架人、未造成人身伤害后果等）难以获得与罪责相适应的刑罚。增设“情节较轻”档次，使绑架罪的刑罚配置更加合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情节较轻”的司法认定标准

根据司法实践和理论共识，认定绑架罪“情节较轻”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绑架手段的暴力程度。行为人是否使用了严重暴力手段，是否造成了被绑架人轻伤以上的伤害后果，是判断情节轻重的核心因素。如果行为人仅以轻微暴力或单纯威胁手段实施绑架，且未造成人身伤害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以限制人身自由但未使用暴力手段的方式控制被害人，主动释放且未造成伤害，法院认定为情节较轻。

第二，是否主动释放被绑架人。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是否主动、无条件地释放被绑架人，是判断其人身危险性和悔罪态度的重要标志。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通常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是在勒索目的已经实现或在公安机关介入后才释放被绑架人的，一般不认定为主动释放。

第三，是否实际取得财物或实现非法目的。勒索财物型绑架罪中，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物是判断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指标。如果行为人未实际取得财物，且未造成被绑架人人身伤害的，通常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

第四，绑架持续时间。被绑架人处于被控制状态的时间长短，直接影响其人身自由受侵害的程度和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绑架持续时间较短的，可以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认定为情节较轻。

第五，被绑架人的特殊身份。如果被绑架人系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群体，通常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反之，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如家庭矛盾、感情纠纷引发的绑架），且手段轻微的，可以酌情从宽。

（三）“情节较轻”的辩护策略

在辩护工作中，律师应当充分挖掘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较轻”因素。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要点：首先，全面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手段轻微、主动释放、未造成伤害等事实；其次，注意审查案卷中关于绑架持续时间、暴力程度的客观记录；再次，积极促成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取得谅解书，这通常是认定情节较轻的有力依据；最后，在庭审中运用上述因素的有机组合，构建完整的“情节较轻”论证体系。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释〔2000〕15号虽然已废止，但其第二条关于“情节较轻”认定的精神仍然值得借鉴。该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一）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二）未对被绑架人实施殴打、虐待或者侮辱行为的；（三）未造成被绑架人人身伤害后果的。”这些标准至今在司法实践中仍被广泛参考。

五、杀害被绑架人的法律后果

（一）从绝对死刑到相对死刑的演变

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原规定：“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我国刑法中为数不多的绝对确定死刑条款之一，意味着只要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无论是否存在从轻情节，都必须判处死刑，没有任何裁量余地。

这一绝对死刑条款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激烈争议。批评者认为，绝对死刑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剥夺了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裁量刑罚的空间。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回应了这些质疑，将该条款修改为：“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将绝对死刑修改为相对死刑，体现了我国死刑政策的进一步严格限制和理性回归。

（二）“杀害被绑架人”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杀害被绑架人”的认定需要格外慎重。须明确以下核心要点：

其一，“杀害”是指故意非法剥夺被绑架人生命的行为，且必须造成死亡结果。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杀人行为但未造成死亡结果（杀人未遂），则不适用本条第二款的规定，而应以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未遂）数罪并罚。

其二，杀害行为必须发生在“绑架过程中”。如果杀害行为发生在绑架行为实施之前或绑架行为结束之后，则不能适用本条第二款。例如，行为人在实施绑架之前为排除障碍而杀害他人，或者绑架既遂后因另起犯意而杀害被绑架人（如被绑架人系事后因其他原因被杀害），均不适用本款。

其三，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的不适用本款。如果被绑架人的死亡系因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如捆绑过紧导致窒息死亡、被绑架人逃跑过程中意外坠亡等）造成的，不能认定为“杀害被绑架人”，而应适用绑架罪基本犯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情节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杀害被绑架人案件的辩护要点

对于涉嫌杀害被绑架人的绑架案件，辩护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仍然存在若干值得关注的辩护路径：

第一，严格审查死亡结果与被告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辩护律师应当仔细审查法医鉴定意见，确认死亡原因、死亡时间、致伤工具等关键事实，排除其他因素导致死亡的可能性。如果无法确定死亡结果系被告人的行为所直接导致，则不应认定“杀害被绑架人”。

第二，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杀人故意。如果被告人对被绑架人的死亡仅具有过失而非故意，则不适用本条第二款。辩护律师应当通过审查被告人的供述、客观行为表现、使用的工具和手段等因素，综合判断其主观心态。

第三，注意审查是否存在多个行为人共同作案的情形。在共同犯罪中，应当严格区分各行为人在杀害被绑架人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仅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第四，即便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杀害被绑架人”，辩护律师仍然可以在量刑阶段为被告人争取无期徒刑而非死刑。在《刑法修正案（九）》将绝对死刑修改为相对死刑后，无期徒刑成为更为常见的宣告刑。辩护律师可以从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并取得谅解、具有坦白或立功表现等方面，论证判处无期徒刑的合理性，争取法院采纳。

六、绑架罪的综合性辩护策略与实务注意事项

（一）全面的辩护策略体系

在绑架罪案件的辩护中，律师应当建立多层次的辩护策略体系，做到“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相结合、定性辩护与量刑辩护相呼应”。具体而言，辩护策略的层次包括：

第一层次：无罪辩护。主要适用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例如，被告人仅实施了非法拘禁行为而不具有勒索目的，或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无罪辩护应当立足于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精细分析，不能仅凭主观判断。

第二层次：改变定性辩护。即将绑架罪变更为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等较轻罪名。这是绑架罪案件中最常见、最具实效的辩护策略。改变定性的关键在于对被告人主观目的的成功论证，即证明被告人不具有勒索财物或人质目的。

第三层次：情节较轻辩护。即在不否认绑架罪成立的前提下，通过论证“情节较轻”为被告人争取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此层次的辩护成功率为被告人争取到大幅度的刑罚减轻。

第四层次：量刑辩护。在罪名和情节档次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律师应当充分挖掘各种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包括自首、立功、坦白、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

（二）证据审查的注意事项

在绑架罪案件的证据审查中，辩护律师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审查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绑架罪案件中，被告人的供述往往是定罪的关键证据，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非法取证手段污染的证据类型。辩护律师应当仔细审查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同步录音录像的一致性、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诱供的迹象等。一旦发现非法证据，应当坚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其二，审查证人证言的客观性。绑架案件中的证人（尤其是被害人的亲友）往往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慌的状态，其证言的客观性可能受到影响。此外，部分证人可能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需要审慎评估。

其三，审查物证和电子数据的关联性。现代绑架案件往往涉及手机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GPS定位信息、银行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辩护律师应当对这些电子数据的提取、保管、鉴定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必要时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协助质证。

（三）会见与沟通的注意事项

在办理绑架罪案件过程中，律师会见被告人时应当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全面告知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法律规定和可能的刑罚后果，包括《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全部内容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保被告人对自身处境有清晰的认识。

其次，注意核实被告人实施行为的主观目的。这是辩护工作的关键，律师应耐心引导被告人如实陈述其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目的。在核实主观目的时，应当注意方式方法，既要全面获取信息，又不能诱导被告人作出不实陈述。

再次，注意核实是否存在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情节。很多被告人并不清楚哪些行为可以构成自首或立功，律师应当主动询问相关情况，并告知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最后，在会见过程中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为被告人传递串供信息、不得帮助被告人毁灭或伪造证据、不得教唆被告人翻供或作虚假陈述。

（四）量刑协商与认罪认罚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的背景下，绑架罪案件的量刑协商具有特殊的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绑架罪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其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通常小于轻微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罪认罚在绑架罪案件中没有价值。相反，如果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仍然可以获得一定幅度的从宽处理。

在认罪认罚协商过程中，辩护律师应当准确把握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在确保被告人自愿性、明知性、真实性的前提下，为被告人争取最优的量刑建议。同时，应当注意保持辩护的独立性，不能因为认罪认罚而放弃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独立审查和判断。

七、结语

绑架罪作为刑法重罪，其辩护工作既充满挑战，又富有价值。在二十余年的执业生涯中，笔者深切认识到，绑架罪案件的辩护成功，离不开对法律规定的精准把握、对案件事实的深入分析和对证据规则的娴熟运用。

回顾我国绑架罪的立法演变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从最初的重刑主义逐步走向罪责刑相适应，从绝对确定的死刑条款到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对死刑，从单一的法定刑档次到“情节较轻”的梯度设置。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的成熟与进步，也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职业空间。

展望未来，绑架罪的司法适用仍将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犯罪手段的演变，绑架罪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在新型案件中准确把握绑架罪的本质特征，如何在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之间寻求平衡，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