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辩护系列谈（五）：量刑说理的缺位与辩护人的事前构建

量刑辩护系列谈（五）：

量刑说理的缺位与辩护人的事前构建

蚂蚁刑辩团队 王鑫律师

本系列前四篇讨论的都是"辩什么"——辩护律师在量刑意见中主张哪些情节、怎么计算调节比例。本篇换一个角度，讨论"辩了之后法院怎么说"。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事实是：辩护律师做了很多工作，法院的判决书可能一句话就盖过了。

一、判决书里的沉默

打开一份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部分最常见的写法是："综合考虑本案事实、情节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判处……"一句话盖住了所有考量。认罪认罚案件更为普遍——判决书往往只写"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再另行说明理由。

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20〕38号）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包括已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影响、是否采纳控辩双方量刑意见及理由、判处刑罚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但实务执行存在明显落差：速裁和简易程序案件"可以简化量刑说理"，而认罪认罚案件绝大多数适用这两种程序，量刑说理从规范层面就被允许简化。即使是普通程序案件，"是否采纳辩护意见及理由"这一项也常被笼统写为"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不说明哪项不符、怎么不符。

二、事前构建：让法院不好直接跳过

量刑说理的缺位，辩护律师无法直接改变。但在判决书形成之前，有几件事可以做——核心思路是：用书面论证制造参照系，让法院要么回应、要么沉默，而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可以被异议的处理方式。

第一，量刑意见不能只写"请求从轻处罚"。逐项列出每个从宽情节的成立事实、法律依据、调节比例建议和宣告刑计算过程，法院要么逐项回应，要么选择沉默——但辩护意见已经被书面记录在案，沉默就意味着对辩护意见的不处理，这个记录在上诉时是有用的。

第二，量刑意见必须书面提交并要求附卷。口头意见没有记录，法院可以不附卷，上诉时无从查证。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意见的提交时机更要提前——2026年新《指导意见》强化了量刑沟通制度，辩护律师可以在签署具结书之前向检察机关提交量刑协商意见，让量刑建议在形成阶段就考虑辩方意见，比等到法院阶段再提出效果好得多。

第三，量刑证据应当主动质证。酌定从宽情节的证据——赔偿谅解协议、退赃退赔凭证、社区品行评价等——不能只是附卷等着法院自行翻阅，应当主动在庭审中出示并说明证明目的，迫使法院作出回应。反过来，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证据（社区关于不宜缓刑的评价等），辩护律师有权要求质证——法院拒绝组织质证的，应当将异议记录在案。

三、事后救济的局限

判决书出来后，选项不多。上诉是最直接的途径，但改判概率确实较低，尤其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说理缺位本身能否成为上诉理由？从规范逻辑上看，既然两高三部明确要求法院说明量刑理由，不回应辩护意见就构成程序性瑕疵。但实务中，只要一审量刑在法定幅度内，说理是否充分通常不作为改判的独立依据。

尽管如此，量刑说理缺位作为上诉理由仍有价值——不在于个案改判概率，而在于留下程序性异议的记录。如果越来越多的辩护律师逐项论证量刑意见、主动质证量刑证据、在判决书不回应时提出异议，法院的量刑说理习惯会逐渐改变——不是因为某个判决的要求，而是因为辩护端的持续推动。

结语

本系列五篇，从"怎么算"到"怎么辩"，从"辩什么"到"辩完了法院怎么说"，脉络的终点落在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现实上。但辩护的意义不完全取决于判决书是否逐项回应——量刑意见的逐项论证、量刑证据的主动质证、量刑辩论的充分参与，它们的价值在于把量刑过程推向透明。用书面意见留下记录，用庭审参与施加压力，用逐项论证制造参照系——让法院的量刑考量有迹可循、可以被审查。这个过程不会在个案中立竿见影，但长期来看，它是推动量刑说理规范化最务实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