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罪(14)

1．被告人蔡轶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被告人戴月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3．被告人张国强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4．被告人赵发伦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宣判后四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院也没有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戴月强受浴场老板的雇佣参与管理浴场卖淫活动，是构成组织卖淫罪还是协助组织卖淫罪？

2．如何区分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

三、裁判理由

（一）戴月强系卖淫活动的组织者，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戴月强的行为定性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戴月强的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理由是：受蔡轶雇佣，按照蔡轶指示负责管理浴场，月固定工资人民币 2000 元；其在担任浴场管理工作之前，该浴场内的卖淫活动已经存在，其并未参与发起、建立卖淫团伙，浴场里的“小姐”是蔡轶面试后决定录用的；其未参与制订组织他人卖淫活动的计划，有关翻工号牌、晚上“小姐”值班等方面的规定都是蔡轶制定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戴月强系卖淫活动的管理者，直接参与组织卖淫事项，组织卖淫女在该浴场内向他人卖淫，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共犯。

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在组织卖淫案件中，组织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管理，加上被组织人员众多，依靠单个人的行为很难完成，绝大多数组织卖淫犯罪都是由犯罪团伙完成的。在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往往有着明确的分工，他们往往有自己特定的职责，如有老板、经理、经理助理、领班、服务生、技师、收银、记账、保镖、打手等复杂的角色分工，各自发挥着不同的角色作用。由于组织卖淫罪比协助组织卖淫罪罪行更重，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区分组

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协助组织卖淫罪是从组织卖淫犯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罪名，在区分两罪时可将组织卖淫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将起主要作用的人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对于起次要作用的人则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在实践中，仅将首要分子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对于参与管理的均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现象并不少见。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做法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读。从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名

与罪状分析，两罪是以组织卖淫活动过程中行为的分工来划分的，因此在认定“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时不能简单地以作用大小为标准，而应根据组织与协助组织行为的分工来认定。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2年联合印发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第二条、第三条分别明确，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协助组织卖淫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如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要准确《两高解答》第三条中的“帮助作用”，必须结合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根据当前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般理解，“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在具体认定时的分别是，前者本质上是一种主行为，而后者是辅行为。虽然关于“辅助作用”的表述在刑事领域不尽相同，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使用的是“协助”，第二十七条使用的是“辅助”，而《两高解答》使用的是“帮助”，但在本质的含义上并无不同，均明显有别于实行行为的“次要作用”。基于这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