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罪(15)

综上，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的，于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作用的是从犯，从犯当然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并且从犯的罪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即对卖淫者的卖淫行为直接进行策划、管理、指派，是这种组织行为相对于主要组织者而言处于辅助地位。如果不是对卖淫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而是在外围协助组织者实施其他行为，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或为直接组织者招募、雇佣、运送卖淫者，为卖淫安排住处，为组织者充当管账人、提供反调查信息等行为的，则都不构成组织卖淫罪，而仅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状作了一定修改，把以往的“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修改为：“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其中所列举的具体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与上述对协助组织卖淫的理解和认定标准基本是一致的。在具体案件中，组织他人卖淫场所中的老板、领班、直接管理人员一般系组织者，其行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而保镖、打手、管账人、服务生一般系协助组织者，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本案被告人蔡轶作为新天龙休闲浴场的经营者，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自不待言。被告人戴月强虽系蔡轶所雇佣，且由蔡轶招募卖淫女，但戴月强直接参与卖淫事项，并参与制定卖淫场所规则，且系组织卖淫女在该浴场内向他人卖淫的管理者，因此，其

行为属于组织卖淫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

（二）被告人对卖淫活动形成了有效管理与控制，并非仅仅为卖淫者提供卖淫场所，不能认定为容留卖淫罪

司法实践中，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往往和组织卖淫行为交织在一起，几乎所有的组织卖淫行为都伴随有容留卖淫行为，对组织卖淫过程中的容留行为是认定组织卖淫罪还是容留卖淫罪，实践中存在争议。本案各被告人均辩称新天龙休闲浴场里的按摩“小姐”是自己来的，不存在招募、雇佣行为，四被告人仅为客人卖淫嫖娼提供了浴场，故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容留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我们认为，容留卖淫罪中的容留是一种单纯地为他人提供场所，容留者与卖淫者没有控制与调度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行动上的两个自由：一是来去自由；二是选择自由。来去自由体现在卖淫者有是否接受容留者提供场所的自由，选择自由体现在卖淫者本人有权决定何时卖淫、向何人卖淫、如何收费等事项。对这种不存在人身控制和依附关系，仅提供场所的行为，一般以容留卖淫罪论处。但现实中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卖淫者虽有来去自由，但没有选择自由。即

卖淫者到一些娱乐场所卖淫是完全自愿的，娱乐场所的经营者为其提供卖淫场所和食宿，不干涉具体卖淫事项。但卖淫者通常不能决定何时卖淫、向何人卖淫，尤其是不能决定如何收费。娱乐场所对卖淫行为采取统一定价、统一收费，再按照事先定好的比例将报酬分发给卖淫者。在这种情况下。卖淫行为处于被管理、控制的状态，因此，管理控制者提供的容留行为应当构成组织卖淫罪，而非容留卖淫罪。这一结论可以在相关文件中找到法律依据。《两高解答》将组织卖淫过程中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明确以组织卖淫行为论处。

本案中，新天龙休闲浴场内部对“小姐”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小姐”卖淫一次收费人民币 100 元，每人每天上交人民币 50 元，卖淫时用毛巾将包厢的玻璃遮住，卖淫后“小姐”的工号牌移到最后，并轮流负责望风。这些规定和做法表明，新天龙浴场对“小姐”的卖淫活动已经形成有效管理与控制，而这正好体现了组织卖淫罪中“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特征，故法院根据其具体分工对各被告人的行为分别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而不认定为容留卖淫罪，是正确的。

案例7：徐某引诱 、 容留 、 介绍卖淫案 —— 容留卖淫三人次是否应当认定为容留卖

淫罪的 “ 情节严重 ”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男， 1964 年 5 月 25 日出生，无业。2011 年 7 月 19 日因涉嫌容留卖淫罪被逮捕。

被告人任某，女，1967 年 7 月 29 日出生，无业。2011 年 6 月 21 日因本案取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