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原创 | 男子毕业20年后扇老师耳光，为何有网友叫好？

7月10日，众多人关注的“扇老师”案，终于判了，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没有缓刑，有人肯定想问才判一年多也算重？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的判重了。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华自古以来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是竟然有学生毕业20年后想打老师，令人难以理解的同时，甚至有不少网友称“打的好”，我们仔细分析下这个案件。

1. “以前咋削我，你还记不记得？”

2018年12月，一段 “男子当街殴打20年前班主任”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视频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拦住一名坐在电动车上的黑衣男子，走近问对方：“还记不记得我？”随后，白衣男子连扇了黑衣男子多记耳光。 并且边扇耳光边质问黑衣男子：“以前咋削我，还记得不记得？”看样子，常某应该是和当年的老师有所过节，而且一直都难以释怀。

在我们的成长当中，教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从幼儿时代就开始接受学校的教育，一直到长大成人。这期间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一生的幸运，一个好的老师他既是良师，亦是益友，好的老师对于我们的成长和成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个好的老师会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我们人生的方向，鼓励我们奋斗，但不是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很幸运遇到好的老师，在网友的评论中，我们发现，数千人贴出自己被老师体罚的场景，男生被摘眼皮，女生被抓头发，拳脚相加，棍子拖把一起上......由于互联网的聚焦效应，一时间，这些留言让我们觉得这些老师简直十恶不赦，这些老师辱骂学生、体罚学生的行为，给学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20年前的90年代，老师体罚学生很常见，那个年代，老师的权威绝对难以挑战，“要打要骂全由老师决定”这是大部分家长的看法，就算是老师辱骂，体罚学生，家长也不会责怪老师，反倒是责怪自己小孩，觉得小孩不听话不懂事。所以被打的老师很有可能当年确实打过被告人，当年很多老师确实是为了小孩子的好，奉行着“不打不成材”的理念，想必很多80后、90后都会有被老师打的经历，但是老师的惩戒权应当有个限度，不可因为泻私愤而打小孩，也不可因为“为了小孩的好”而打骂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小孩造成生理和心理的伤害。

应当说，在如今的少子化年代，当年的惩戒型教育越来越不被家长接受，曾经被打过的80后也已经成为父母，对自己的小孩严加关爱，教育理念的转变也使得我们对当年老师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但我们看待一个案件，要站在当年的立场上，可以说，当年老师打学生可能确实是为了被告人好，但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给被告留下了心理阴影。

当辱骂和体罚变成了常态，家长和老师便会忽视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长，童年时期的回忆是最长久的，是难以磨灭的，被告人常某在法庭上表示，上学的时候，他数次遭受张某的体罚和辱骂，也曾经被张某用脚踹头部，一边骂一边打。常某称，这些体罚和辱骂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十几年没法消除。“这些对我造成了心灵伤害，成年后都忘不了。”

2．怎么就定寻衅滋事罪了？

据北京时间报道，被告人常某尧11月19日曾自拍视频，表示他和老师都有错，各占50%。事情发酵后，有十多年没联系的十多个同学与他联系，愿意为他作证，证明张某林曾在课堂殴打他。被打者张某林本人事发后并未报警，领导称其是觉得被学生打不光彩所以没说，其精神状况不好，情绪不稳定。

据津云报道，常某尧所在村近150名村民联合签名写信，表示常某尧平时为人仗义正直、乐于助人。

如果仅是因为扇了老师，由于网络的传播，产生了社会影响，就把他定为寻衅滋事罪，司法机关是不是有些任性？

被打老师并无大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针对老师的“复仇”行为，甚至觉得需要警察来处理，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治安案件，不应当适用“刑法”，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只有在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够适用刑法，如果行政处罚能够解决问题，刑法就没有适用的空间，如果刑法过于扩张，公民的自由权就会限缩。

寻衅滋事罪是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一种犯罪。法条规定如下：“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被告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依据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仔细来分析被告人打老师的情节，恐怕难以符合这一条文，因为被告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当年的师生确实存在一定的纠纷，不符合这一条文的规定，并且司法解释也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是为了消除影响，司法机关还是认定为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令人难以接受。

3.寻衅滋事罪与“口袋罪”

刑法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口袋罪名，如果找不到其他罪名，网上传播有影响，当地政府为了消除影响，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罪名，那就定寻衅滋事罪吧，而不顾公民的自由权是否受到了限制。

寻衅滋事罪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的模糊性。这个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的大“口袋”流氓罪而来（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其刑罚最高为死刑）。之所以称流氓罪为“口袋罪”，是因为这个罪的内涵太杂太模糊，几乎可以涵盖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不轨。司法实践中流传着“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的说法。

1997年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为体现罪刑法定所倡导的明确性，流氓罪被分解为多个具体罪名，如聚众斗殴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等等。但非常遗憾的是，寻衅滋事罪又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这个罪的内容非常宽泛，且大量使用了诸如“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模糊性词语，而很难确定此罪所针对的具体行为。

揣摩此罪的立法意图，或许是为了弥补其他罪名的打击不足，作为一个堵截式的罪名兜底适用，与流氓罪的立法用意如出一辙。这不由让人想起了孟德斯鸠的那句论断：“当法律已经把事物的观念很明确地加以定位之后，就不应该再回到那些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上来。路易十四的刑事法令就是如此，在精确地列举了国王的案件之后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及那些始终都由国王的法官审理的案件。’人们刚刚走出专横的境域，但又被马上推了回去。”

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当的限制了公民自由权，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一种含糊的规定给予了司法机关太多的权力，很容易导致司法擅断，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