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燕：我为一起杀人碎尸案辩护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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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的微信传来一条加我为好友的信息，附言是“胡律师，救救我！”我心里一惊，没敢通过。

第二天，有外省号码打我电话，说她是昨天加我好友的，她的父亲杀人碎尸案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说她在新闻上看到我办的一些杀人分尸案与她父亲情况类似，希望我能救她父亲。

我通过了她的微信，让她把一审判决书发过来。

判决书上记载了案件的情况，她父亲杀人分尸，还用盐腌了放在冰箱里。律师提出的意见是她的父亲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希望不判死刑。法院没有采纳自首情节的意见，没有采纳重大过错的意见，仅认定一般过错，不足以减轻罪过，一审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告诉我她案件是父亲主动交代的，公安是根据他的交代才查到尸块的；被害人骗了她父亲的钱和房子，她父亲最后只让她还其中的二十五分之一都没有得到同意，一气之下才杀人。了解了这些情况，我认为这个案件应当是有空间的，自首和被害人重大过错如果被认定，她的父亲应当能保住性命。

过了两天，她派了她老公跟我见面，我们聊了一下他就离开了，又过了两天，她们全家都来了，跟我签了合同办了委托手续。

接了案件，我立即开始了工作，第一个工作当然是要去会见她的父亲。

会见一波三折

由于案件在外省一个地级市，离南京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是没有直通的高铁，需要换乘，单程需要6个小时。我当天到了以后，已经是下午6点左右，去医院做核酸，被告知已经过了做核酸时间，要第二天上午来做。第二天上午去做了核酸，核酸报告要到下午才能出来，我想能赶上下午的会见也行，闲着也是闲着，我先到看守所打探一下情况。结果看守所告知，他们只认本区医院的核酸报告。我赶紧跑到区医院做核酸，区医院第二天才能出核酸结果，而我预约的会见就是今天，明天出结果，意味着我的预约失效了，这一次算是白跑了。

来都来了，先到省城把案卷阅了吧。

回来后重新跟看守所约会见时间，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安排好行程和做核酸时间，终于在预定的时间进了看守所，排队的律师还不少，等到第二拨才轮到我会见。我进了会见室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正等着被告人出来，结果对讲器里传来声音，“9号会见室律师”，我心里一惊，又出岔子了，“我在”。“XXX拒绝见律师，不肯出监室门”。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道怎么办。大脑飞速转动了五秒，我不甘心，再核实一遍，还是同样的回答，我只能离开。

谁知过了没几天，她又打来电话，说她父亲想通了，同意见律师了，麻烦我再跑一趟。

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是自己希望判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他身患癌症，他现在只能坐在睡觉，不能躺，生不如死。我只能劝他，问他被害人的情况，他对被害人很恨，有人愿意听他讲讲这些他很高兴。同时他对判自己死刑没有意见，但是说杀人的事是自己主动交代的，不是公安破案的，我顺势问他自首的情况。

会见回来以后，我把案卷又看一遍，发现他所说的确有证据证明，而公安破案的说法漏洞百出。

我向高院调取了勘查现场的视频录像，更加印证了他的说法。因为被害人家属只是报了失踪，没有报死亡，公安是查到与被害人最后通话的人是他，而把他喊到派出所问话，在短时间内没有人怀疑被害人已经被杀，并且去现场找到尸体。如果他不说，没有人知道房子里面有尸体，而视频录像里法医穿戴整齐在开锁匠打开房门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现场，打开冰箱找到塑料袋开始拍照，而这又怎么可能呢。

另外杀人方式也不对，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杀人方式是橡皮锤击昏后，捂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然后将尸体拖到卫生间分尸。而勘查报告所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满屋都是血迹，连屋顶都有，墙皮已经被铲掉了，但是高处够不着铲的地方还留有血迹，我认为这是喷溅造成的，只有活人被杀时才会有这种情况。并且视频录像里可以看到警察进门时，厨房地板上还有一大片血泊，而死后分尸不可能有这么多血，而且血也不应该在客厅和厨房。

案件有这么多疑点，我有了一定的信心，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在当地影响非常恶劣，被害人家属一直在闹，所以高院法官能不能改判死缓，我也没有多少把握。

二审遗憾维持原判

我先找检察官沟通，希望说服检察官改变意见。检察官表示他们已经集体讨论通过，他不能改之前的意见。

我又去找法官沟通，除了讲案件存在的问题外，还请法官做调解工作。法官说，呃……这个……，还是你们自己找对方沟通吧，我们出面不太方便。

我让家人去找对方沟通，对方坚持一审时的出价，这是她们家庭不能接受的价格。

没有进展。

省高院安排的开庭时间正是我在最高法院另一个死刑复核案件约定与法官见面沟通的前一天，下午在北京与最高法院法官谈完，晚上坐绿皮火车到省城，一夜咣当，正好赶上早晨开庭。

开庭时间并不长，被害人家属也没有来旁听。

庭审中，我能感觉到审判长对我的发言有些不耐烦，我说杀人方式不对，我说是主动交代的，我说被害人是重大过错，不是一般过错，很显然，她没有听进去，我在发言时她在跟旁边的法官说话。

开完庭她们家人都很高兴，认为辩护得很好。如果改判死缓，她们会做一面大锦旗亲自送到南京。

但我知道情况并不好，回来后赶紧与承办法官联系，希望他们能出面做调解工作，得到的答复一如既往，让自己做工作。

她们再去做工作，托人说情、带礼物上门、下跪，都没能谈成。

二审判决下来了，维持原判，虽然改判认定被害人有重大过错，但是自首没有认定。

我刚收到判决，她的电话来了，质问我为什么没能判死缓。

我一时语塞，沉默了一会，说最高院还要死刑核准，还有机会，如果你们信任我，我继续做死刑复核，如果不信任我，可以换其他律师。

过了两天，她打来电话道歉，说她压力很大，家族里的亲戚都在怪她，找的什么律师，外省的，还是个女的。但她家人表示还是希望我继续办理死刑复核，还是信任我。

我很愉快地开始了死刑复核阶段的工作。

最高院：不核准死刑！

最高院立案以后，我先邮寄辩护意见，再联系安排面见法官。

终于确定了面见日期。

在这中间，我让她写了一封家信给法官，情真意切。

面见日期终于到了，我一边说我的意见一边观察，看到法官慢慢有了兴趣，在最后离开时，法官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去做调解工作。

出了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庭的门，我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

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分享给她们，她们将信将疑。

接下来艰难的调解工作开始了，她们再次上门请求原谅，结果一如从前。我们把自行调解的情况及时以书面的形式告知法官，并表达赔偿的诚意，法官也告诉我与对方沟通的情况，确实艰难，对方一直不松口。

过了很久，有一天省高院法官打我电话，让我去中级法院，说最高院法官要给双方做调解工作。

我和她们一起赶到中级法院，虽然有最高法院法官在，调解工作仍然难以展开，直到临时中午下班也没有进展，法官决定不再调解，不需要他们谅解，只要把赔偿金打进法院帐户就可以。法官匆匆离去，因为他们还要去对方所在村的找支部书记，安排协助做安抚工作。

千恩万谢之下，我们心情轻松地共进午餐，此时她当着家族亲戚的面说，“胡律师是我找的，我是立了大功的”；她先生说，“胡律师是我第一次去南京见的，我才是第一功臣。“

过了几个月，终于收到最高院的裁定书。她打来电话，问这下不会再有变化了吧，得到肯定答案以后，电话里传来痛哭的声音，她说她的父亲对她并不好，经常动手打她和她妹妹，而且父亲身患癌症，即使改判死缓，也不可能活着出监狱，但是她们就是希望父亲不被执行死刑，而是自己病死或老死的。

我想最高法院的法官被她们的孝心打动也是本案能改判的原因之一。总之，一个成功的案件是多个偶然因素聚到了一起，而这些偶然因素又是谁安排的呢？我想那一定是命运了。

这个案件一波三折，我的情绪随之跌宕起伏。起初得到当事人的信任，我很开心；在案件受挫时受到她们的怀疑，我很沮丧；但最终感谢她们没有放弃我，给我机会让我把案件办到底，得以证明我是值得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