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被告人主动供述调查机关未掌握犯罪事实的定性与处罚研究 ——兼论"重大坦白"制度的体系解释与适用路径

受贿案被告人主动供述调查机关未掌握犯罪事实的定性与处罚研究
——兼论"重大坦白"制度的体系解释与适用路径

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律师

【摘要】受贿案中被告人在接受调查机关（含监察机关）调查后，主动供述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违法犯罪事实，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然而，如何准确认定此类供述行为的法律性质——能否认定为"重大坦白"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对其减轻处罚——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一起典型受贿案件为切入点，梳理"重大坦白"制度的立法沿革与规范结构，从"特别严重后果之规避"与"重大犯罪线索之提供"两个维度，系统论证被告人主动供述行为的法律效果，并就司法实践中若干疑难问题提出具体的解释方案，以期为同类案件的辩护与裁判提供参考。

【关键词】重大坦白；受贿罪；减轻处罚；刑法第六十七条；宽严相济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力度持续加强，大量受贿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在实践中，被调查人在接受调查机关询问后，主动供述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事实的情形屡见不鲜。对于此类供述行为，其法律定性直接关系到刑罚的轻重，是辩护工作的核心争点之一。

以本文所关注的案例为例：被告人A系某国有企业副总，监察委员会因其涉嫌受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B二百万元一事对其采取留置措施。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A主动供述了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以下事实：其一，再次收受B二百万元；其二，另收受他人两笔贿赂合计六万元。上述主动供述，使本案涉案金额从二百万元跃升至四百零六万元，案件性质从法定刑十年以下的一般受贿案件，转变为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重大受贿案件。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A的上述行为应认定为"重大坦白"，依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减轻处罚。然而，现行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大坦白"的认定标准尚不统一，相关裁判说理亦较为粗疏。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厘清相关法律争议，提供可供操作的解释路径。

二、"重大坦白"的规范依据与立法沿革

（一）立法文本的规范结构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宽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该条文确立了坦白制度的基本框架，包含两个层次的处罚优待：其一为"从宽处罚"，即一般意义上的坦白从宽；其二为"减轻处罚"，即坦白达到"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程度时，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即通常所称的"重大坦白"。

此外，《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立功制度，其中"重大立功"（如提供线索侦破重大案件等）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观察，"重大坦白"减轻处罚条款与重大立功制度在功能上高度相似：均要求被告人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社会效果，均将处罚优待的力度提升至"减轻"层级。此种规范结构上的相似性，为后文论证被告人A构成"重大坦白"提供了体系性支撑。

（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其第一条规定，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其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对于受贿案件的受贿数额，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以认定为"重大案件"。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二》），其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该条文虽以"以自首论"为规范目标，但其立法精神在于：主动供述未掌握犯罪事实的行为，应受到与自首相同乃至更高程度的从宽激励。此种立法取向，为"重大坦白"的扩展适用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重大坦白"的认定标准：以"避免特别严重后果"为核心

（一）"特别严重后果"的规范含义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是"重大坦白"减轻处罚的核心构成要件。就该要件的规范含义，理论界历来存在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特别严重后果"主要指物理性危害结果，如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凡是被告人的坦白行为对刑事司法的实现具有实质性推动作用，均可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

本文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在于：其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特别严重后果"并无限定语，不应狭义解释为仅指物理性危害；其二，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坦白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激励被告人如实供述，推动犯罪事实的查明，降低司法成本；如将"特别严重后果"限于物理危害，则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几乎无从适用，明显背离立法意旨；其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参照《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重大立功"的规定，"提供重要线索"协助侦破"重大案件"即可认定为重大立功，举重以明轻，坦白行为使重大案件得以查明，同样应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

（二）本案被告人A行为的具体分析

结合本案具体事实，被告人A的主动供述行为具有以下法律意义，足以认定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

第一，供述行为改变了案件的定性档次，具有实质性的法律意义。A主动供述的第二笔受贿二百万元，使本案受贿总额从二百万元增加至四百余万元。根据《贪污贿赂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在A供述该笔事实之前，调查机关掌握的受贿数额仅为二百万元，依法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A的主动供述使本案从"数额较大"档次升级为"数额特别巨大"档次，从量变到质变，是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

第二，供述行为使潜在的错案得以避免，具有防止司法误判的重要价值。若A不主动供述，调查机关则极有可能仅以"数额较大"（二百万元）对本案定性，适用较轻的法定刑作出判决；而真实的受贿数额（四百余万元）应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更重法定刑，如此必然导致对案件真实性质的错误认定。A的供述在客观上阻止了该错误司法结果的发生，其实质正是"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即避免了一起因犯罪事实未能全部查明而导致的量刑畸轻的实质性错误裁判。

第三，供述行为协助追缴了大量涉案款项，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依据A的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得以追缴涉案款项二百零六万元，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五条的规定，"协助司法机关追缴赃款赃物，挽回较大损失"属于一般立功情形。本案追缴金额高达二百余万元，数额巨大，依举重以明轻原则，足以认定构成重大坦白的加重情节，进一步支持减轻处罚的适用。

四、与自首制度及"以自首论"规定的关系辨析

（一）为何不构成自首

自首制度的成立，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须同时具备"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被告人A系在被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后方才供述，不具有"自动投案"的主动性，故不成立法律意义上的自首。这是本案辩护的基本前提。

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的情形，《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准自首"制度，即"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然而，此处"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认定，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均要求供述的须为与已掌握的罪行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而非同种罪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以坦白论。本案中，A主动供述的第二笔及其他受贿事实，与调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属同种罪行，因此不能以自首论。

（二）《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类推适用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该条文虽以"以自首论"为处理结论，但其规范逻辑在于：当被调查人的主动供述使案件得以从较轻性质转变为较重性质时，应给予相应的从宽激励，且从宽力度应不低于自首。

本案的情形与该条文所规制的情形具有高度相似性：（1）两者均系被调查人在监察机关掌握部分事实后，主动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2）两者均使案件的数额认定发生质的变化——前者由"未达数额较大"升至"数额较大以上"，后者由"数额巨大"升至"数额特别巨大"；（3）两者均对案件的定性与量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则，既然在犯罪数额从无到有（由不构罪到构罪）的情形下可以自首论，那么在犯罪数额从量变到质变（由较轻档次到较重档次）的情形下，至少应以"重大坦白"论，依法减轻处罚。将此认定为"重大坦白"，完全符合该解释的立法精神，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

五、司法实践中的主要争议与本文的回应

（一）"特别严重后果"是否仅指物理性危害后果

实践中，部分裁判者认为，"避免特别严重后果"仅指避免重大人员伤亡、严重财产毁损等物理性危害，对于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难以认定"特别严重后果"。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失之偏颇，理由如下：

首先，从规范文本看，《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并未限定"特别严重后果"的类型，不宜通过目的性限缩将其排除于职务犯罪之外。其次，从司法解释体系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第五条明确规定，主动供述未掌握犯罪事实、对案件查处具有实质帮助的，可认定为坦白并予以从宽。再次，从政策导向看，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行贿犯罪的意见》强调，要通过制度激励推动受贿方主动揭露贿赂犯罪，将"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局限于物理危害，明显不利于惩治腐败的政策目标之实现。

（二）主动供述同种罪行能否适用"重大坦白"

如前所述，主动供述同种罪行，依司法解释不得认定为准自首，而只能以坦白论。但问题在于，此种坦白是否可能构成"重大坦白"（即"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坦白）并获减轻处罚，理论上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重大坦白"制度与准自首制度调整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准自首制度解决的是"是否成立自首"的问题，而"重大坦白"制度解决的是"坦白行为的后果是否达到减轻处罚程度"的问题。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换言之，被告人主动供述同种罪行，虽不构成自首，但若其供述行为在客观上产生了"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效果，则完全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文义，应当认定为"重大坦白"并减轻处罚。以此解释，既忠实于法律文本，又实现了对自首与坦白制度的体系融贯。

（三）减轻处罚的幅度如何把握

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就本案而言，若认定被告人A构成"重大坦白"，则其受贿数额"数额特别巨大"对应的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减轻处罚后可在十年以下判处有期徒刑。此外，若同时认定被告人具有认罪认罚、退赃悔罪等其他从宽情节，可在减轻处罚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宽，最终量刑应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做到罚当其罪。

六、比较法视野下的制度检视与政策考量

（一）域外立法的参照经验

在域外立法层面，美国联邦量刑指南（U.S. Sentencing Guidelines）设有"实质性协助"（Substantial Assistance）条款，明确规定被告人向检察官提供实质性协助以侦破他人犯罪的，法院可突破法定最低刑作出更低的量刑（§5K1.1）。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a条及相关判例亦确认，被告人的合作行为（Kooperation）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可实现法定刑幅度外的刑罚减免。上述域外制度的共同逻辑在于：通过制度性激励，诱导被告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促进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实现刑事司法效率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我国"重大坦白"制度的功能定位与上述域外制度高度契合。在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面临证据收集困难、被告人对抗取证等挑战，主动供述行为对案件查处的价值尤为突出。从比较法的视角看，赋予"重大坦白"以减轻处罚的激励效果，不仅具有合理性，且已是成熟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其核心在于：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要求：对于主动配合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的被告人，应依法予以从宽，以此引导、激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配合司法，从而提升职务犯罪惩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本案被告人A主动供述了调查机关未掌握的重大犯罪事实，使本案得以准确定性，并协助追缴了大量涉案款项。若对其主动供述行为视而不见，不予任何刑罚优待，则意味着主动配合与不配合调查的法律后果并无差别，这将严重挫伤其他犯罪嫌疑人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违背宽严相济政策的制度设计初衷，也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政策导向。

七、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被告人A在被留置后主动供述调查机关未掌握的同种受贿事实，使本案受贿数额由"数额较大"跃升至"数额特别巨大"，客观上使本案从可能适用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案件，变为须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徒刑的重大案件，并协助追缴涉案款项二百余万元，产生了实质性的"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法律效果。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应认定被告人A构成"重大坦白"，对其减轻处罚。

第二，《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所确立的"以自首论"规范逻辑，为本案认定"重大坦白"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举重以明轻：既然犯罪数额从"未达较大"主动供述至"较大以上"，可以自首论；那么犯罪数额从"数额巨大"主动供述至"数额特别巨大"，以"重大坦白"论并减轻处罚，在规范逻辑上更为周延，在价值判断上更为妥当。

第三，本案具有成为司法裁判典型案例的条件。在职务犯罪案件数量持续高位的背景下，准确认定"重大坦白"的适用标准，对于统一裁判尺度、发挥制度激励功能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司法机关应当秉持能动司法精神，通过具体案件的准确裁判，推动"重大坦白"制度在职务犯罪领域的规范适用，为刑事司法的文明进步贡献典型样本。

最后，本文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修订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时，增加关于"重大坦白"认定标准的明确规定，尤其应就"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具体情形作出列举式规定，以减少实践中的认定分歧，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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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U.S.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5K1.1 (2023), Substantial Assistance to Authorities.

〔11〕《关于依法惩治行贿犯罪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2023年12月。